【初审公告】“非遗刺绣”第26类服饰配件通过初审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最新一期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其中，“非遗刺绣”这一引人注目的商标在第26类“服饰配件”相关商品上顺利通过初审，进入为期三个月的公告期。这一消息，不仅标志着一个商业标识即将获得法律层面的正式保护，更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文化、商业与法律交织的领域激起了层层涟漪，引发了业界内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传承、活化利用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

“非遗刺绣”，顾名思义，其核心意蕴直指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刺绣技艺。从苏绣的精细雅洁、湘绣的写实生动，到蜀绣的严谨细腻、粤绣的富丽堂皇，刺绣不仅是针线与布帛的对话，更是千百年间地域文化、审美情趣与女性智慧的结晶。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族群的情感与生活的艺术，是当之无愧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许多传统刺绣技艺面临着传承人断层、市场萎缩、技艺失传的严峻挑战。将“非遗”与“刺绣”这两个词汇直接结合，申请注册商标，这一行为本身，就充满了象征意义与现实诉求。它意味着，相关权利主体正试图将一种文化资源，通过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框架，转化为受法律保护的、具有明确边界的商业资产，从而为其市场化、品牌化运作铺平道路。

具体到本次初审公告，商标“非遗刺绣”申请注册在第26类商品上。根据《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第26类主要包括“花边，编带和刺绣品，饰带和编带；纽扣，领钩扣，饰针和缝针；人造花；发饰；假发”。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与服装配饰、装饰细节紧密相关的类别。申请者选择在此类别布局，意图清晰可见：并非直接用于大规模的成衣制造，而是聚焦于服饰的“点睛之笔”——那些能够显著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与独特美感的配件，如刺绣贴片、流苏、编绳、特色纽扣乃至发饰等。这种定位，既规避了与大型服装品牌在主流市场的直接竞争，又精准地抓住了当下消费升级背景下，消费者对个性化、故事化、文化内涵深厚的装饰配件的追求。它暗示了一条可能的路径：非遗刺绣技艺可以不局限于传统的服饰形式或纯粹的工艺品范畴，而是可以解构、重构，以模块化、标准化的配件形式，灵活地融入现代时尚产业供应链，为各类品牌和设计师提供“文化元件”。

商标初审公告，是商标注册流程中的关键一环。根据《商标法》规定，对初步审定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任何人均可以提出异议。公告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才予以核准注册，发放商标注册证。因此，“非遗刺绣”商标目前尚未获得最终授权，其能否成功注册，仍存在一定变数。这一过程本身，就折射出将“非遗”相关术语注册为商标所面临的法律与伦理困境。

首要的挑战，在于商标的“显著性”审查。商标的基本功能在于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因此必须具备显著性。而“非遗刺绣”作为一个描述性极强的词汇，直接指明了商品可能涉及的技艺性质与文化属性。审查员需要判断，该标志在指定使用的“服饰配件”商品上，是仅仅直接描述了商品的技术特点、工艺来源（即“通用名称”或“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还是已经通过使用或申请人的努力，获得了“第二含义”，即相关公众能够将其与特定的商品提供者联系起来。如果被认为缺乏固有显著性，且未能证明通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则可能依据《商标法》第十一条被驳回。此次能够通过初步审查，说明商标局在现阶段认可了其具备可注册性，但这并非最终结论，公告期内的异议程序可能就此点提出挑战。

更深层次的争议，可能围绕“非遗”这一概念的公共属性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精神，是属于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世代相传的集体文化财富。其保护原则强调尊重、传承与共享。“非遗”一词，承载着国家认定的权威性与文化的公共性。将其注册为私有商标，是否构成对公共文化资源的“圈占”或“垄断”？是否会妨碍其他同样运用非遗刺绣技艺的传承人、工坊或企业正当描述其产品？例如，一位湘绣传承人销售自己手工制作的刺绣胸针，他能否在商品描述中如实写明“采用非遗湘绣技艺”？如果“非遗刺绣”成为某一家独占的商标，这是否会对其正当的商业表述造成限制，甚至引发纠纷？这涉及到商标权与公共利益、文化共享之间的平衡。审查中，商标局或许会考量该商标的注册是否会导致公共资源的不当私有化，或者是否属于《商标法》第十条规定的“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

商标确权后的使用与管理，也将是巨大考验。获得“非遗刺绣”商标，意味着拥有了一个极具文化号召力的品牌名片，但同时也意味着承担了与之相符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期待。商标持有人如何确保使用该商标的产品，其技艺真正源于非遗，品质符合传统标准，而非仅仅贴牌营销？如何建立透明、可信的溯源或认证体系，以取信于消费者与文化界？更进一步，商标持有人是否有意愿、有能力，将品牌收益的一部分反哺于非遗刺绣社区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仅仅将“非遗”作为营销噱头，而产品脱离技艺本源，或对社区无实质回馈，则可能引发“文化挪用”的批评，损害商标声誉，甚至可能因“欺骗性”使用而面临行政查处或商标被无效的风险。

尽管挑战重重，但“非遗刺绣”商标的初审通过，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它代表了市场力量对非遗价值的高度认可与主动介入。在理想状态下，一个成功的“非遗刺绣”品牌，可以发挥多重积极作用：

其一，提升经济价值，赋能传承主体。通过品牌化运营，可以将分散的、非标的手工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导向有标准、有渠道、有溢价的市场经济。这能为刺绣传承人、手工艺者提供更稳定、更可观的收入，吸引年轻人学习技艺，从根本上缓解传承危机。

其二，促进技艺创新与当代转化。品牌为了适应现代市场和审美，必然会推动非遗刺绣在设计、材料、应用场景上进行创新。例如，将传统纹样进行抽象化、简约化再设计，与环保新材料结合，应用于现代家居、电子产品配件乃至汽车内饰等领域。商标保护为这种创新投入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收益预期。

其三，增强文化认同与传播效能。一个强势的品牌，本身就是高效的文化传播载体。印有“非遗刺绣”商标的服饰配件，随着消费者的佩戴与使用，成为流动的文化符号，潜移默化地提升公众对非遗的认知与自豪感，尤其是在年轻消费群体中播下文化认同的种子。

其四，探索知识产权保护非遗的新路径。传统非遗保护多侧重于行政认定、记录保存、传承人资助等公法手段。商标、地理标志、外观设计专利等知识产权工具，提供了以私权形式保护相关衍生利益的可能性。“非遗刺绣”商标的实践，无论成败，都将为如何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创作者、经营者权益与维护文化资源公共性之间找到平衡点，积累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非遗刺绣”商标事件是我国非遗保护与发展进入“深水区”的一个缩影。随着“国潮”兴起和文化自信增强，非遗的经济潜力被空前发掘。从“非遗+旅游”、“非遗+文创”到如今的“非遗+品牌商标”，商业化路径不断深化。这既是机遇，也伴随着文化内涵稀释、过度开发、权益纠纷等风险。它要求我们构建更加精细、多元的治理体系：法律层面，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非遗衍生商品知识产权保护的界限与规则；行业层面，需要建立行业标准、认证机制和伦理准则，引导负责任的市场行为；社会层面，需要加强公众教育，培养既有文化鉴别力又支持正当商业化的消费者群体。

回到“非遗刺绣”商标本身，其未来的命运——能否最终获准注册，获权后如何行使——都将持续吸引关注。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标志的个案，更是一场关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如何生存、演进并焕发新生的生动实验。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在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框架下，我们究竟该如何既守护好民族文化的根脉，又激发出其与时俱进的活力？如何让凝结着先人智慧的针线，不仅绣出历史的华章，也能编织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可持续的未来？

三个月公告期，是法律程序给予的异议时间，也是留给全社会的一道思考题。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非遗刺绣”商标初审通过这一事件本身，已经成功地引发了必要的讨论，推动了非遗保护从单纯的“保存”向积极的“创造性地传承与利用”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其涟漪效应，或许将深远地影响未来非遗与商业世界对话的方式。

【初审公告】“非遗刺绣”第26类服饰配件通过初审由商标转让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