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商标作为企业最核心的无形资产之一，其价值与保护力度与日俱增。然而，许多企业在发现自身商标权益被侵害时，往往会面临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的法律问题：诉讼时效。一个普遍流传的观念是，“权利被侵害超过三年，法律就不再保护了”。这个说法，在商标侵权领域，真的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铁律”吗？无数权利人正是在这种模糊认知下，或犹豫不决，或错失良机，最终眼睁睁看着侵权者逍遥法外，自身损失不断扩大。本文将深入剖析商标侵权诉讼中的时效陷阱，厘清“三年”背后的法律真义，探讨在特定情形下，即使侵权行为持续超过三年，权利人依然可能握有追责的利剑。

我们必须回到法律的源头，明确何为“诉讼时效”。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定构成了民事权利保护的“时间篱笆”，其立法本意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证据因时间久远而湮灭，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而非偏袒侵权一方。

在商标侵权领域，这一普遍规定同样适用。当权利人发现市场上存在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如未经许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时，理论上，三年的倒计时便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事实及侵权人之日起开始。若在此后的三年内，权利人未向法院提起诉讼，也未采取其他能产生时效中断效果的法律行动（如发送律师函、向行政机关投诉等），那么三年期满后，侵权人便享有了“诉讼时效抗辩权”。一旦侵权人在诉讼中提出此项抗辩，并经法院审查成立，权利人将面临败诉的风险，其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将无法得到支持。这正是“三年陷阱”最直接、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也是许多权利人最终维权失败的关键原因。

然而，法律的画卷远比简单的线条复杂。商标侵权，尤其是大规模的、持续性的侵权，其行为模式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呈现为一种持续的状态。这就引出了破解“三年陷阱”的第一个关键点：持续侵权行为的时效起算。

对于持续性的侵权行为，诉讼时效的计算并非简单地从一个遥远的起点开始，直至三年后全部权利“过期”。司法实践中确立的一项重要规则是：对于持续实施的侵权行为，权利人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止，已超过三年的，在该项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期间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而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则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计算。

这意味着什么？举例而言，假设A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开始生产销售侵犯B公司商标权的产品，B公司在2015年6月1日发现了该侵权行为。如果B公司直到2020年1月1日才向法院起诉，此时距离其“知道”侵权之日已超过四年半。按照上述规则：

1. 停止侵权的请求：由于侵权行为从2015年持续至起诉时（2020年），只要B公司的商标权仍在有效期内，其要求A公司“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不受三年时效限制，法院应予支持。因为停止侵害是针对正在发生的、具有现实紧迫性的不法状态，法律赋予其更强的保护。

2. 赔偿损失的请求：对于经济损失赔偿，法院不会支持2015年6月至2020年1月间的全部损失。赔偿数额的计算，只能从起诉日（2020年1月1日）向前倒推三年，即计算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这三年期间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2017年1月1日之前的损失，因已过诉讼时效，将无法获得赔偿。

这一规则平衡了双方利益：既未纵容侵权者利用时间差无限期侵权（因为停止侵权的责任始终存在），也贯彻了诉讼时效制度督促权利人及时维权的基本精神（对过往损失的求偿权受到限制）。它明确告诉我们，即便侵权行为开始已久，只要侵权状态仍在继续，“停止侵权”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始终高悬。权利人失去的只是部分过往的经济赔偿追索权，而非全部救济权利。

其次，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效中断”制度，是权利人主动打破三年倒计时的法律武器。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能够引起中断的事由主要包括：

1. 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2.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3. 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4. 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在商标维权中，这些规定可以被灵活运用：

- 发送律师函/警告函：权利人在发现侵权后，向侵权方正式发出要求其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律师函或警告函，并保留好邮寄凭证、签收记录或公证送达证据。这一行为明确构成了“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从函件送达之日起中断，并重新计算三年。

- 向行政监管部门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起商标侵权投诉，请求查处。行政机关的受理和调查程序，同样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

- 提起诉讼或仲裁：这是最直接、最彻底的中断方式。一旦案件被法院受理，诉讼时效即告中断。

- 侵权人作出回应：如果侵权人在收到警告后，回函表示愿意协商、承诺停止侵权或提出赔偿方案，这构成了“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同样导致时效中断。

关键在于证据的固定。无论是发函、投诉还是协商，都必须形成清晰、可查证的证据链，以证明权利人确已在法定期间内积极主张了权利。许多企业仅通过电话或口头沟通，事后无法证明，导致在法庭上无法证明时效已中断，最终功亏一篑。因此，规范、严谨的维权行动记录，是规避时效陷阱的护身符。

再者，我们需要关注“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时效起算点的认定。这并非一个纯粹的主观标准，而是一个结合客观事实进行推定的法律判断。法院在认定时，会综合考虑商标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公开程度、权利人所处的行业地位、地域范围等因素。如果侵权行为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如侵权产品已在全国性渠道销售、投放广告），而权利人作为同行业经营者，在长时间内声称不知情，可能难以被法院采信，从而被认定为“应当知道”的时间点较早，导致三年时效起点提前。反之，如果侵权行为非常隐蔽，权利人确实难以发现，则“知道”之日可能以实际发现并取得确凿证据之日为准。这要求权利人在日常经营中建立有效的商标监控机制，这不仅是为了及时发现侵权，也是为了在未来的诉讼中，能够就“何时知道”提供有利的举证。

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形可能影响时效的计算。例如，如果侵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自愿履行了部分赔偿义务或者以其他方式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之后又以时效届满为由反悔，法院将不予支持。这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对诉讼时效制度的制约。

最后，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最根本的“安全垫”：诉讼时效抗辩的提出。诉讼时效届满产生的直接法律效果是义务人获得了抗辩权，而非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消灭。法院在审理商标侵权案件时，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权利人的起诉确实超过了诉讼时效，只要侵权人没有在诉讼过程中（通常是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明确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抗辩，法院就不会审查时效问题，并将依法对案件实体进行审理和判决。实践中，不少侵权方或因法律意识淡薄，或因应对策略失误，未能及时提出时效抗辩，从而使得权利人“侥幸”获胜。但这绝非权利人可以依赖的途径，将维权希望寄托于对手的疏忽，无疑是极其危险的。

面对商标侵权的“诉讼时效陷阱”，企业绝不能简单地以“已过三年”为由放弃维权，也不应因时间流逝而惊慌失措。正确的策略应当是：

1. 强化意识，主动监控：建立常态化的商标市场监控体系，尽早发现侵权线索，将维权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固定证据，精准起算：一旦发现侵权，立即全面、规范地收集和固定证据，并准确判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3. 积极作为，中断时效：果断采取发送律师函、行政投诉、提起诉讼等法律行动，有效中断诉讼时效，为自己争取更充分的准备时间。

4. 厘清诉求，区别对待：明确区分“停止侵权”与“赔偿损失”两项核心诉求。对于持续侵权，即使就赔偿而言可能部分请求已过时效，但要求其停止当前及未来侵权的请求始终是强有力的。

5. 专业规划，系统维权：商标侵权诉讼专业性强、策略要求高，应聘请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制定周密的维权方案，避免因程序或策略失误导致实体权利受损。

商标是企业商誉的结晶，是市场竞争的利器。法律设置的诉讼时效制度，是平衡秩序与正义的产物，它并非维权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一道需要以智慧、勇气和专业能力去跨越的栅栏。理解其规则，善用其例外，积极而理性地主张权利，才是企业在漫长商业征程中，守护自身品牌价值的正道。当侵权行为发生时，时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时间流逝中采取正确、有效的行动。

《商标侵权“诉讼时效”陷阱：超过三年还能追责吗？》由商标转让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