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商标作为企业核心的无形资产，其法律保护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与深化。当商标侵权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不仅可能引发民事赔偿诉讼，更可能触及刑事犯罪的边界。此时，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便成为权利人寻求全面救济、实现“刑民并举”的关键路径。它并非简单的程序叠加，而是在同一刑事诉讼框架内，同步追究侵权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法律机制。这一模式如何有效运作，如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弥补权利人损失，是理论与实践中亟待厘清的重要课题。

一、 商标侵权“刑民交叉”的法律基础与衔接困境

商标侵权行为可能同时触发民事、行政与刑事三种法律责任，构成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其法律基础根植于我国《商标法》、《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联动规定。

从实体法角度看，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五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这些罪名均以“情节严重”或“数额较大”为入罪门槛，将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升格为刑事犯罪。而《商标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并存提供了直接依据。

从程序法角度看，《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商标权利人的财产权益因犯罪行为遭受侵害，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于法有据。

然而，在实践中，“刑民衔接”并非无缝对接，常面临以下困境：

1. 证明标准差异：刑事诉讼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极高；而民事诉讼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赔偿请求的认定是否必须遵循刑事证明标准，存在争议。有时刑事证据因程序严格、标准高而难以全面覆盖民事损失细节，导致民事赔偿部分事实认定困难。

2. 审理范围与焦点不同：刑事诉讼聚焦于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罪责轻重；民事诉讼聚焦于损失大小、因果关系与赔偿数额。刑事法官可能更关注犯罪构成要件，对复杂的民事损害赔偿计算（如商誉损失、合理开支等）缺乏深入审理的动力或专业能力。

3. 程序启动与协调问题：权利人需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一审判决宣告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若刑事侦查周期长，或权利人未能及时获知刑事案件进展，可能错过提起时机。刑事案件的审理进度主导整体进程，民事赔偿问题的审理可能被简化或延后。

4. 赔偿范围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附带民事诉讼原则上只赔偿“物质损失”，对于商标侵权中可能涉及的商誉损失、惩罚性赔偿等，能否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获得支持，法律规定尚不明确，实践中通常持保守态度，这可能导致权利人无法获得充分赔偿。

二、 “刑事附带民事”模式的核心价值与程序优势

尽管存在衔接难题，但“刑事附带民事”模式在商标侵权追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与显著的程序优势。

（一）核心价值

1. 效率与效益最大化：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解决刑责与民责问题，避免了权利人分别提起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所带来的时间、金钱与精力成本。一次庭审、一套证据、一份判决（或附带民事部分调解），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和当事人诉累。

2. 证据利用与事实认定一体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公诉阶段收集的关于侵权事实、规模、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等方面的证据，可以直接为民事赔偿部分的认定所用。尤其是涉及生产窝点查获、销售记录扣押、银行流水调取等证据，权利人自行收集难度极大，通过刑事程序获取则更为权威和全面。这有助于更准确地认定侵权规模和损失基础。

3. 形成威慑与救济的合力：同步追究刑责与民责，向侵权人传递了法律对其行为最严厉的否定评价。刑事责任带来的自由刑、罚金刑，与民事责任带来的经济赔偿，共同构成强大的法律威慑力，既惩罚了犯罪，又切实弥补了权利人的损失，实现了刑罚的惩罚功能与民事救济的填补功能的有机统一。

4. 促进调解与赔偿履行：在刑事追诉的压力下，被告人（侵权人）及其家属往往更有动力通过积极赔偿损失、争取权利人谅解，以作为量刑从宽的情节。这为权利人与侵权人之间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创造了有利条件，且调解协议的履行通常更有保障，有利于权利人及时获得实际赔偿。

（二）程序优势

1. 免交诉讼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需预交案件受理费，降低了权利人的维权经济门槛。

2. 财产保全便利：在刑事案件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法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刑事强制措施，客观上起到了财产保全的效果，为日后民事赔偿的执行提供了财产保障，这是单独民事诉讼中诉前或诉中保全难以比拟的优势。

3. 查清事实能力强：刑事侦查手段的强制性、技术性远胜于民事调查。对于隐蔽的制假售假网络、线上线下一体化侵权、财务账册造假等复杂情况，刑事侦查能更有效地揭露全貌，为民事赔偿计算奠定坚实的事实基础。

三、 同步追究刑责与民责的实践路径与关键环节

要使“刑事附带民事”模式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发挥实效，需要权利人、律师、司法机关在以下几个关键环节精准发力：

（一） 侦查阶段：早期介入与证据固定

权利人获悉涉嫌犯罪的商标侵权线索后，不应坐等刑事程序启动，而应积极准备并向公安机关提交刑事控告材料。材料应包括：

权利证明（商标注册证、续展证明等）；

侵权初步证据（侵权样品、购买公证、侵权网站截图、市场调查报告等）；

涉嫌犯罪情节的证据或线索（如初步估算的侵权货物价值、销售额、涉及地域范围等）；

法律意见书，论证行为涉嫌构成相关商标犯罪的理由。

同时，应密切关注案件立案情况。一旦立案，应即时与侦查机关沟通，提供进一步线索，并正式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意向，请求侦查机关在收集刑事犯罪证据时，注意一并收集与损失认定相关的证据，如完整的财务账册、电子数据、银行交易记录等。

（二） 审查起诉阶段：赔偿诉求的初步表达与沟通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权利人（或代理人）应及时阅卷，全面了解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体系。在此基础上，可以向检察机关提交详细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说明》，明确赔偿的具体项目、计算方式和法律依据。虽然此阶段不能正式立案审理民事部分，但向公诉机关阐明诉求，有助于其在提起公诉时对涉案财物处理、被害人权益有所考虑，并可在主持刑事和解时，将民事赔偿作为重要内容。

（三） 审判阶段：精准参与庭审与主张权利

这是“同步追究”的核心阶段。

1. 及时提起：务必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交附带民事起诉状。

2. 明确诉讼请求：诉讼请求应具体、可计算。包括：

直接经济损失：可根据侵权产品的销售量、侵权人的非法经营额或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计算。刑事判决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销售金额等，是重要参考依据。

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开支：如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公证费、鉴定评估费等，应有票据支持。

商誉损失：虽然实践中支持难度较大，但可根据侵权行为持续时间、范围、恶劣程度（如以次充好、危害消费者健康等）进行主张和论证。

明确请求将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违法所得、罚金等优先用于民事赔偿（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精神）。

3. 有效参与庭审：在刑事部分法庭调查时，关注对侵权事实、数额的举证质证；在专门针对附带民事部分的审理时，重点就损失范围、计算标准、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辩论。要善于将刑事证据转化为民事赔偿主张的依据。

4. 灵活运用调解：积极寻求在法院主持下与被告人达成调解。调解协议可适当超出法定赔偿范围（如包含一定的商誉补偿），且一旦达成并履行，通常能作为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实现双赢。

（四） 执行阶段：确保赔偿落到实处

刑事判决生效后，应密切关注附带民事部分的执行。权利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不仅包括被告人的个人财产，还应特别注意：

刑事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财产：积极与法院沟通，确保这部分财产能依法优先用于履行附带民事赔偿判决。

罚金刑的执行与民事赔偿的协调：在被告人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民事赔偿和罚金时，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如《刑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主张民事赔偿优先于罚金受偿。

四、 当前模式的局限与完善建议

尽管“刑事附带民事”模式优势明显，但其局限性亦不容忽视，需从立法、司法层面加以完善：

（一） 局限分析

1. 赔偿范围狭窄：严格限于“物质损失”，将商标侵权中至关重要的商誉损害、潜在市场份额损失等排除在外，难以完全填补权利人损失。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基本无法适用。

2. 精神损害赔偿缺失：对于将商标与个人形象深度绑定（如创始人姓名商标）的权利人，严重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精神损害，但目前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3. 审理专业化不足：刑事法官对商标价值评估、损害赔偿精细计算等商事审判专业知识可能储备不足，影响赔偿数额确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4. 程序保障相对弱化：相较于独立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在举证期限、庭前准备、鉴定程序等方面可能被简化，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可能不充分。

（二） 完善建议

1. 立法层面：

扩大赔偿范围：修订《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在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参照适用《商标法》关于民事赔偿的规定，将“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均纳入可赔偿范围。在特定情况下，可探索将重大商誉损失纳入考量。

探索惩罚性赔偿的有限引入：对于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情节极其严重的案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可允许权利人主张并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增强威慑力。可设置严格适用条件，由法院谨慎裁量。

2. 司法层面：

加强专业化审判：鼓励、推广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民事案件，或建立刑事、民事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机制，提升损害赔偿认定的专业性。

细化操作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可发布典型案例或专门司法解释，对商标侵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失计算标准、证据转化规则、调解优先原则、刑民执行顺序等问题提供具体指引。

强化程序保障：确保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享有充分的举证、质证、辩论权利，必要时可就损害赔偿问题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鉴定，避免“重刑轻民”。

3. 权利人层面：

综合评估，选择最优策略：权利人在维权初期就应进行综合评估。对于确已涉嫌犯罪、证据相对隐蔽、侵权规模大的案件，应优先考虑启动刑事程序并附带民事诉讼。对于损失复杂、特别是商誉损失巨大的案件，需权衡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限制的弊端，亦可考虑在刑事程序后另行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以主张更全面的赔偿（但需注意避免重复赔偿）。

结语

商标侵权“刑事附带民事”模式，是打通刑事制裁与民事救济壁垒的重要制度设计。它如同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高效、有力地打击严重侵权，全方位维护权利人权益；用得不足，则可能使民事救济流于形式。面对当前实践中的挑战，需要在恪守程序正义的基础上，不断优化规则设计，增强制度的灵活性与包容性。通过立法完善、司法专业化提升以及权利人策略性运用，使“同步追究刑责与民责”不再仅仅是程序上的合并，更是实质上的融合与增效。唯有如此，才能构建起一个层次分明、衔接顺畅、威慑与补偿并重的商标权刑事民事一体化保护网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营商环境优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在知识经济时代，让商标的价值在法律的严密护卫下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与最严格的尊重。

《商标侵权“刑事附带民事”模式：如何同步追究刑责与民责？》由商标转让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