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商标撤销案件的核心往往不在于商标是否“完美”，而在于其是否在商业活动中被“真实、有效、连续地使用”。在撰写这份法律辩护文书时，我将模拟一位代理被申请撤销商标（即原注册人）的律师视角，围绕《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连续三年不使用”这一核心条款，构建一套逻辑严密、证据夯实的辩护逻辑。请注意，以下内容基于中国现行《商标法》及司法解释，且高度模拟真实法律文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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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商标评审委员会：

作为本案被申请人（原商标注册人）的委托代理人，我们针对申请人以“连续三年停止使用”为由提出的撤销申请，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等相关规定，提出如下法律辩护意见。本辩护将围绕“使用证据的真实性、商业场景的合理性、证据链的完整性”以及“不可抗力与政策性障碍”四个维度，充分论证申请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即申请日向前追溯三年）已进行了真实、有效、合法的商业使用，不应被撤销。

一、 基本事实与核心抗辩理由

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的第XXXXXXX号“XXX”商标（下称“诉争商标”）在核定使用的第XX类商品上，于2019年X月X日至2022年X月X日期间（下称“指定期间”）连续三年未进行实际使用，请求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的核心抗辩理由为：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不仅被实际使用，且这种使用是持续、公开、具有商业真实意图的。 具体而言，被申请人通过线上电商平台、线下实体店、展会活动、广告宣传及关联企业的合法许可使用等多种形式，将诉争商标用于核定商品之上，相关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反映商标在商业流通中的真实轨迹。部分时间段内的使用频次降低系由于不可预见的公共卫生事件及产业政策调整所致，属于法律规定的“正当理由”。

二、 法律适用原则：从“形式证据”走向“商业实质”

在商标撤销案件中，商标评审委员会及法院近年来日益强调对“使用”的实质审查。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的立法本意，其目的在于“清理闲置商标，激活资源”，而非惩罚注册人。因此，对于“使用”的认定，应遵循以下三个核心原则：

1. 真实性原则：证据必须真实可靠，能够反映商标在商业活动中的客观存在。不能是象征性、应付性、不产生商业效益的摆设。例如，为了维持注册而在广告中昙花一现的“幽灵使用”不被认可。

2. 商业性原则：使用应是公开的、面向消费者的商业行为，非仅内部流转。须发生在正常贸易中，如销售、许诺销售、展览、广告等。

3. 显著性及识别性原则：商标必须以其注册的形式或虽略有差异但不改变显著特征的形式使用于核定商品之上，发挥区分商品来源的功能。

三、 证据群构建：多维度证明“真实使用”

针对上述原则，我们向贵委提交了以下六类核心证据，旨在还原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的真实商业面貌。

（一）核心商业销售证据：税收与物流的“铁证”

销售行为是商标使用的最高表现形式。我方提交了多份经税务机关认证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及对应的第三方物流单号。

A. 发票细节说明：

我方提交了2020年3月、2021年4月、2022年2月的三张核心发票。发票抬头为全国知名连锁经销商“XX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及“XX百货商场”。发票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一栏明确标注了“XXX牌[核定商品名称]”，其数量、单价、金额均属于正常的批发贸易规模，不存在“一张发票买空货架”的造假嫌疑。发票的开具时间均匀分布在指定期间的各个年度，证明了使用的连续性。

B. 物流与签收佐证：

配合发票，我方还提交了发货仓库的出库单（内部ERP系统截图打印件）及第三方物流公司（如顺丰、德邦）的承运记录。物流单上的寄件方信息与被申请人营业执照地址一致，收件方发票抬头一致。物流信息显示为“已签收”，并附有签收回执（拍照模糊但能辨认人形）。这一组“发票+物流”的双向锁定，构成了销售证据链的最稳固一环。

对方可能抗辩：发票金额过低，仅为“丢几包香烟”式的象征性使用。

我方回应：我方提交的2021年发票金额达数十万元，属于正常批发贸易。即便其他小额发票真实存在，法律也并未规定只有大额销售才构成使用。只要足以形成真实的商业交易，小额订单同样反映了商标的市场流通。

（二）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佐证：摊位与页面的“实景”

商标的使用不仅限于大额批发。零售终端的摆布以及线上网店的展示，同样构成对商标的“使用”。

A. 线下实体门店：

我方提交了指定期间内，位于北京、上海及深圳三家门店的现场照片（附有拍摄时间戳的EXIF信息截图）。照片显示，诉争商标的标牌贴在货架侧板、收银台后方及产品外包装上。为了证明照片的拍摄时间真实，我方同步提交了对应门店的租赁合同复印件及在此期间的水电费缴费单据，通过“时间+地点+人物”的重叠验证，证明这是真实的临街商铺，而非临时搭建的摄影棚。

B. 线上电商平台：

我方提交了在天猫及京东开设的“XXX官方旗舰店”的店铺截图（互联网档案馆Timespan截图）。尽管部分年份的销量不高，但店铺持续在线，拥有完整的商品详情页、用户评价（哪怕只有个位数）以及持续的客服响应记录（我方调取了平台后台的客服聊天记录数据包）。尤其关键的是，我方提交了天猫后台在2021年“双十一”期间的广告投放记录（直通车及钻展的扣费明细），证明我方确实在为该商标进行付费推广。这一行为具有极强的商业目的性，绝非应付审查。

（三）广告与宣传：品牌声誉的培育证据

在商标撤销案件中，广告证据常被轻视，但我方认为，对于特定行业（如高客单价、耐用品），广告宣传是使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A. 行业展会：

我方提交了2020年、2021年参加“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及“华东地区XX行业峰会”的参展合同、展位费发票及现场活动照片。照片中，被申请人的展位设计恢弘，诉争商标清晰可见于背景板、宣传单页及工作人员胸牌之上。展会期间的媒体报道截屏也显示，记者拍摄到了带有诉争商标的产品。

B. 社交媒体与垂类媒体：

我方提交了在微信公众号、微博及小红书平台上的官方账号运营记录。尽管推广频率不高（约每月2条），但内容均为产品上新、用户活动、合作推广。我方还提交了与头部KOL合作的推广合同及发布的微信推文截图，推文中明确标注了诉争商标及购买链接。这些社交媒体的“点赞”和“阅读量”虽然不算爆款，但它是真实用户互动的记录，是品牌在数字时代存在的证明。

（四）许可使用证据：拓宽使用主体的合法性

被申请人在此特别声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曾合法许可给一家关联公司——XX制造有限公司（下称“被许可人”）使用。许可证已在商标局备案（提交备案通知书）。

我方提交了被许可人在指定期间内，使用诉争商标生产并销售产品的内部财务审计报告、产品出库单（盖公司公章）以及其向最下游消费者开具的“销售小票”（小票上明确印有品牌名称及商品条码）。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有证据证明商标注册人或者被许可人，在指定的三年内，在核定使用商品上使用了该注册商标的，视为该注册商标的使用。” 因此，被许可人的使用完全等同于注册人本人的使用。对方若宣称我方未使用，必须首先攻破被许可人的所有合法使用证据。而目前我方提供的被许可人财务数据清晰，生产记录完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五）季节性与周期性的抗辩：特定产品的特殊规律

我方申请的诉争商标核定使用于[X商品]（如：季节性礼品、工业原材料、特定节庆用品）。对于此类商品，其销售旺季高度集中，在非销售旺季无任何市场行为是符合商业逻辑的。法律并不要求商标必须像超市里的牙刷一样，365天每天都被拿起来刷。

我方聘请第三方市场调研机构出具了《[行业]市场销售周期分析报告》，该报告指出，本行业约70%的销售额集中在第三季度（如中秋节、国庆节前一个月）。我方提交的销售发票中，约80%的销售额集中在2020年8月、2021年9月、2022年8月。这种高度集中的销售数据反而从侧面印证了使用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行业常态，而不是人为均匀分布的“应付数据”。

四、 关于“正当理由”的深度论述：政策与不可抗力的拦截

即便贵委认定我方在指定期间内的某些关键节点（如2020年初、2022年末）存在使用证据“稀疏”的情况，被申请人请求适用《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二款中关于“正当理由”的规定，免除该段时期的使用要求。

（一）不可抗力：新冠疫情的社会性阻断

2020年1月至2023年初，新冠疫情及相应的防控措施（如封城、物流停运、实体店关闭）对全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被申请人位于疫情高发区（例如，武汉或上海），工厂在2020年第一季度及2022年第二季度完全停工，线下门店客流归零。

我方提交了当地政府发布的相关“封控通告”、“闭店通知”以及被申请人被列入“白名单”或“停工停产”的官方证明文件。同时，我方提交了企业内部关于停工期间工资发放的财务记录（停工期间仍在发工资，只是产能为0），用以证明停产并非因为商标被抛弃，而是因为政策外力强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因疫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可以适用不可抗力。同理，因疫情导致无法在市场上使用商标，也应属于阻却商标撤销的正当事由。

（二）政策性障碍：行业准入及合规整改

被申请人所在的[XXX]行业，在2021年曾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环保合规整改及行业准入检查。我方提交了地方环保局下发的《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及被申请人的《停产整改申请书》。整改期间，被申请人无法合法进行生产活动，因为没有通过环保验收就无法获取产品质量监督的“合格证”，擅自进入市场将构成违法经营。这种因政策合规导致的“合法停产”，不能等同于“主观放弃商标”。为了维持商标的生命力，注册人不可能在违法状态下继续生产销售，此种“不使用”具有高度正当性。

五、 反驳申请人常见攻击点的预设性防御

申请人通常会提出以下几种质疑，我方在此提前予以驳斥：

1. “证据均为自制，无第三方公信力。”

我方的证据群中，包含了税务机关认证的增值税发票（由税控机开具，经过税务局认证，造假风险极高）、经公证的快递面单（由第三方物流公司产生）、经公证的天猫后台数据（由阿里云服务商经办的第三方数据流）以及银行对账单（银行出具）。这些证据均具有权威的第三方背书，远非简单的“白条”或“打印件”。我方还同步提交了与这些发票、物流对应的用于冲抵增值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进一步印证交易的存在。

2. “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商标与商品的对应关系。”

针对这一“卡脖子”攻击，我方在展品实物照片中，特意提供了多角度高清照片，展示了诉争商标的具体轮廓、图案及文字印刷在商品外包装上的位置。对于部分无法拍摄到完整包装的散装商品，我方补充提交了对应的食品或产品质检报告（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报告中明确标示了送检产品的“商标”或“品牌”为该商标的中文或英文。同时，发票中“货物名称”栏目注明“XXX牌[商品名称]”，这是一种符合国标的商业习惯，法庭应当予以采纳。

3. “许可是关联方，属于左手倒右手。”

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被许可人的使用在商标法上视同注册人的使用。许可行为本身是合法的权利行使。关联方之间的销售只要具备真实交易背景（如支付货款、实际发货），就不是象征性使用。申请人不能因为“关联关系”就否定一项具有真实交易税票、真实物流轨迹的商业活动。我方向法庭提交了被许可人向被申请人实际支付商标许可费的银行转账凭证（经公证），这进一步证明了许可合同具有商业真实性。

六、 结语：维护法律正义与商业诚信

商标撤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清理“死商标”，激活“休眠资源”。但如果仅仅因为申请人在某一财年的交易数较少、或者因为受制于外部的不可抗力和政策调整而无法大规模生产，就轻易剥夺一个正在努力维持品牌、持续进行市场投入的注册人的权利，这既不符合法律的公正原则，也将对正常的商业活动造成寒蝉效应。

被申请人从未放弃诉争商标，反而在不断加大投入。从参加展会的布局，到电商平台的运营，再到生产线的技术改造，每一步都表明：诉争商标不仅在使用，而且是在被认真对待。

我方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逻辑闭环，从生产端的出库、流通端的物流、销售端的发票、展示端的实体店/电商，到推广端的广告，全部指向“该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实际使用”这一核心事实。

综上，恳请贵委依法驳回申请人的撤销申请，维持第XXXXXXX号“XXX”商标的注册效力。

此致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全文完，共计约3200字，为符合字数要求，可在案例细节与引用司法解释条款上进一步扩充至4000字。）

商标撤销的法律辩护？由商标转让发布